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解读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最初被写入宪法时，旨在通过授予作者和发明者权利来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的进步”。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财富不平等却日益严重，社会分歧扩大。因此，宪法所追求的目标应当与更基本的人类价值相关，将知识产权的重点重新转向公益而非私人利益。当从个人的创造力中获利的权利过度扩张时会发生什么？为什么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总是相对贫困？在本书中，作者将当代关于知识产权法的辩论视为关于宪法授权与人们基本价值观之间关系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在互联网时代日益受到挑战的平等、隐私和社会公平等问题。通过考察创作者和创新者在互联网生态系统和现行知识产权法中拥有的所有权，作者指出，我们应当重新定义知识产权的功能，特别是在艺术和科学这些与社会公平息息相关的领域。

报告系统地梳理了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发展历程和全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情况。人民网邀请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时建中，对此进行解读。

时建中介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至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1978-2001)；第二阶段始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历经《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实施，直至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改革前(2001-2014)；第三阶段，始于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改革期，目前仍处于这个阶段中(2014-)。

“通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知识产权保护大国。”时建中表示，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全链条里，司法保护成为关键链接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赔偿低、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据报告介绍，目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形成了以最高人民法院为龙头，以北京、上海、广州、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为示范，以24家地方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为重点，以杭州、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为特色，以高、中级法院和部分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为支撑的审判格局。

时建中认为，知识产权法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推行示范案例等措施切实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大力提高审判质效；通过统一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标准和水平、完善行为保全制度，不断丰富知识产权司法的实践样本。

“这些创新，一方面提高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程序的规范性和完备性，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另一方面也方便和鼓励知识产权权利人积极维权，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时建中进一步分析。

当前，随着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不断出现，新类型案件增多，审理难度增加，网络环境下新类型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保护范围和追责机制面临新的挑战，知识产权司法维权也表现出跨区域维权的特点。时建中表示，在一些新类型知识产权案件纠纷中，法院更加积极地采取行为保全、证据保全等司法救济手段，拓宽电子数据证据的收集途径，同时进一步加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力度，知识产权赔偿数额充分考虑涉案作品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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